文／尚智

女性主義對中國近代史的一大貢獻，是開啟觀看歷史的一扇新窗。江勇振〈男人是「人」、女人只是「他者」：《婦女雜誌》的性別論述〉提醒我們，直至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，男性是普遍意義的「人」，女性只是特殊狹義的「人」。換言之，作為「人」（包括兩性）的理想標準，是以整體男性為中心；個別男性不會影響此標準，但是個別女性的行為，卻成為汙名化整體女性的禍首。

不只如此，江勇振認為《婦女雜誌》在解放女性的同時，卻使「新女性」背上沉重的「新包袱」，諸如應該避免消費、奢侈、淫蕩等所謂的女性缺點，以及負擔婚姻與哺育的責任等。傳統的歷史書寫以男性為中心，忽略社會上占有一半人口的女性觀點，但是我們不可能單獨認識女性的角色，勢必要將女性置於兩性的互動關係之中來探討。

高彥頤〈從「五四」婦女史觀再出發〉的討論更為細緻，不只置入兩性關係之中，並進一步置於社會關係的脈絡中，作者稱為「社會性別」。

「五四」史觀認為，封建與父權壓迫的中國傳統，使整體女性成為受害者，所以需要解放。但是高彥頤指出，中國女性因為階層、地域等差異，而有不同的社會角色，例如傳統中國社會的上層女性，可能走出深宅大院的居家生活，以交換詩歌、出門旅行等方式，與閨中密友交流一種女性特質的情感，甚至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區，出現稱為「閨塾師」的流動女性教師階層。

這類以文學創作與鑑賞批評形成的「才女文化」，不是獨立存在的，而是需要男性與整體社會的支持：前者指她們家內的男性，雖然是儒家的信仰者，但在陽明學派的影響下，肯定自我情感的表達，使得才女有交換詩歌的可能。後者指江南為當時中國高度城市化的地區，商業活動、學校教育乃至於出版業的發展，提供了有利的物質文明基礎。

因此，上層女性才有可能在儒家文化的規範框架之中，透過經典的再詮釋及文學創作，靈活找到某種自我發展的空間──這也是我們過去很少注意到的女性面貌。

女性主義的出現，不只使得女性角色被注意，也使得兩性關係成為歷史研究的課題，呂芳上〈一九二○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〉就是這樣的作品。作者掌握民國初年重要的歷史脈絡，即當時的政黨力量試圖進入社會各種領域，藉以重建國家權力，於是連私領域的愛情也要企圖介入。

北大教授譚熙鴻與陳淑君結婚的爭議，引發張競生「愛情定則」的討論。顯示理想主義的青年學生獻身於革命事業，私人感情成為公共議題，甚至出現革命黨介入兩性愛情，強調所謂的「同志愛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革命黨為達成政治理想，故全心全意以非常手段投入革命，但隨著革命成功之日遙遙無期，過渡狀態變成常態，竟使不斷膨脹的政黨力量，以及日後的國家權力，滲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，甚至是戀愛與婚姻領域。

透過上述探討可知，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，大為開拓中國近代史的新領域，讓「女性」、「兩性關係」乃至於「革命與性別」，成為史家開始關注的新議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