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走進大西南】 少數民族與邊疆教育(二)

文/出谷司馬 |2021.08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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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在貴州赫章縣葛布的小學教室,因為結構問題成了危樓,後來整個拆除了。直到今日,邊疆教育問題仍有許多需要發展與關注的地方。(攝於2011年)圖/出谷司馬

文/出谷司馬

如果我們翻閱民國二、三十年代的報刊,會發現有許多報導與投書都是關於中國西南邊疆的論述,對於中國西南邊疆的關切也漸漸在輿論中被討論與知曉。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導致了東北淪陷於日軍之手,引起不少知識分子開始關切中華民國邊疆地區的主權問題,特別是住在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(當時稱為土著民族),以及他們對於「中華民國」的國家認同。這段期間我們通稱為「中國邊緣再造」的年代。

要建立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,從教育入手是一個不錯的方法。在明清兩代透過書院與學堂的設立,希望讓邊疆民族在「漢化」的過程中被潛移默化,接受朝廷的領導。這種想法到了民國以後,就希望藉由制式教育來建立少數民族對中華民國的認同。

可是,當中華民國政府開始注意到西南邊疆地區的國防與教育問題時,這才發現從清末以來就在此地進行傳教工作的西方傳教士,早已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教會學校。儘管這些學校沒有經過政府立案,但是卻早已牢牢的抓住了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。

住在雲南瀾滄江的邊疆民族說:漢官多年不來一轉,看看我們,好似不要我們了;反倒是那些被稱為「洋官」的外籍傳教士不只常常來看視,而且村村都有傳教士或教師來保護人民;怒江西邊的人甚至說:「從前我們歸日出那邊的人管,現在歸日落這邊的人管。」「日出」指的是位在東邊的朝廷或中華民國政府,「日落」則是西方的傳教士,這句話很明顯出現了嚴重的國家認同危機,迫使政府開始思考,在西南邊疆辦學,不僅是教育問題,而且還是國防問題。

不過,當政府開始著力於邊民教育的時候卻面臨到不小的問題。首先是邊疆地廣人稀、居民居住分散,因此無論在哪裡設立學校、學生上學都是問題。再者,住在邊疆地區的人以務農居多,學齡兒童也是協助農活的主要人力來源,一旦兒童去上學了,誰來種田呢?因此有不少家長反對兒童就學。三者,則是生活的開銷都不夠了,哪來額外的費用繳學費?加上師資培訓不及,儘管政府有意發展邊疆教育,但在實際推行的過程中仍遭遇不少困難。

邊疆地區也住了許多漢人,所以漢人子弟也是「邊民學校」招生的對象。漢人多住在邊疆地區人口集中的城鎮裡,為了便於自己的子弟就學,就恐嚇少數民族的長老說,將來讀了書就會被同化、要徵兵、要收稅,導致這些少數民族反對在村寨中設校、反對子弟就學,最後這些學校反而都設在漢民族居住為主的區域,使得少數民族學童上學更不容易。面對緩不濟急的辦學之路,政府開始思考,如果能夠與已經在邊疆發展得不錯的教會學校合作,說不定比起政府自己辦學要來得快速而容易許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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