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文化評析】 成都昔日茶館文化

文/尚智 |2021.07.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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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尚智

王笛《街頭文化——成都公共空間、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,1870-1930》(北京: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,2006),以成都為個案研究,讓我們看到早期中國城市文化的面貌。

作者指出,基層百姓比其他階層更會利用公共空間作為謀生和娛樂之地,並創造了具有地方傳統的街頭文化。在小商小販、民間藝人、江湖遊民等社會集團之中,首先值得注意成都特有的挑水夫。很多窮人(特別是外地人)以此維生,他們不只從城外把河水運來,也為城市居民(尤其是老人或病人)做雜務,挑水夫在主人的大水缸做「正」字記號,一個「正」字代表五桶水,按月收水費,形成主人與挑水夫的信賴關係。

王笛也注意到婦女在成都街頭的活動。由於陋室陰暗,基層婦女大多習慣在門口一邊做手工,一邊跟鄰人閒聊,而節日慶典更打破了階層與性別的隔閡,各階層婦女有較多的自由可以參與廟會和慶典,一些男性用這個正當機會欣賞精心打扮的婦女。

茶館是成都街頭文化的特色,原因包括:一、成都平原的道路狹窄崎嶇,車夫與苦力需要喝水休息的地方。二、成都井水味苦,不宜沖茶,飲用水多由挑水夫從城外運回河水。三、成都平原的燃料較貴,為節省柴火,許多人到茶館買茶水喝。茶館的興盛造成繁榮的商業活動,譬如理髮匠、肉店、飲食攤、戲班等職業,都會依附在茶館周圍做生意。

成都人自嘲成都有「三多」,「閒人多,茶館多,廁所多」,其中茶館便是當地興盛的城市文化。出入茶館主要有兩類人:一是「有閒階級」,也就是社會上層精英,如官員、地主、文人等,不過,在中國城市中,富人與窮人都可能是無所事事的閒人。二是「有忙階級」,又細分為三類:一是把茶館當作舞台,如戲曲藝人。二是把茶館借為工作場所,如算命先生或江湖郎中。三是以茶館當作市場,如待雇的苦力。

茶館除了提供閒聊交友、表演舞台、市場交易等社會功能之外,並有社會調解的功能,即「吃講茶」,糾紛的雙方邀請地方德高望重的人物,到茶館做裁判。王笛甚至把茶館稱為「半民事法庭」,因為一般人在茶館這種人潮聚集的公共空間都會盡量保持理性,能夠避免糾紛惡化。

有意思的是,除了王笛的研究以外,我們發現抗戰時期遷徙至四川大後方的大學生,也有上茶館的風氣。齊邦媛在《巨流河》說,武漢大學男生宿舍旁邊有茶館,不少男同學的功課、交友、下棋、打橋牌、論政都在茶館,沒有女生敢一個人上街閒逛,也不敢上茶館。但是齊邦媛的學姐楊靜遠,在其《讓廬日記》的描述則不同,楊靜遠會因為有男同學作陪或集體活動而去茶館。

由此可知,成都的茶館不只有飲食或消費文化的面向而已,甚至具有社會調解等多元功能,難怪成為這座城市的文化象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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