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春秋雜論】人主與臣下

文/嚴陽 |2021.06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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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嚴陽

人主與臣下是什麼樣的關係?在唐太宗李世民看來,應該是恪盡職守,戮力同心,各盡其職,知無不言的關係。而他的這一觀點,在貞觀二年(六二八),一次與臣子們的會議上,闡釋得相當充分:「朕今志在君臣上下,各盡至公,共相切磋,以成治道。公等各宜務盡忠讜,匡救朕惡,終不以直言忤意,輒相責怒。」(唐吳兢《貞觀政要‧卷二‧論求諫》)

此議題是由唐太宗提出,他說:「明智的君主能時時反省自己的過失,並且不斷加以改進,然而昏庸的君主總是力圖掩飾自己的短處,蒙蔽視聽。如隋煬帝對自己的缺點視而不見,又拒絕別人的意見,甚至大臣虞世基也不敢直言,這樣再也沒有人敢於直言不諱了;商代的時候,箕子假裝發瘋來保全自己,孔子還評價他仁義。後來隋煬帝被殺,虞世基難道就該一同去陪死嗎?」

在唐太宗看來,明君與昏君的區別,就是對自己過失或錯誤的態度反省並加以改進,這是明主;掩蓋與拒絕接受批評意見,並在錯誤的道路上一路前行,那是昏君。不僅如此,他還舉出了前朝隋煬帝的例子加以證明。又用更為久遠的商代,紂王的伯父也是太師箕子,在比干以死相諫,被紂王剖心供人觀賞,而他自己勸諫多次都沒用,並意識到他再加以勸諫,只會落得和比干一樣的悲慘結局之後,只能假裝發瘋以求自保的例子,表明他對做臣子的,到底在遇到昏君時該怎麼做的困惑。

細細揣摩,唐太宗說這些話的時候,其內心是相當複雜的:作為明君,他明白昏君不可救藥,所以,他手下的那些大臣如果不敢進諫是可以理解的;而在昏君被殺之後,這些臣子也未必就該隨著被陪殺。但是,即便是明君,他一定也希望其手下的臣子為自己死諫乃至為自己陪死。所以,他提出問題,不過是想聽聽臣子的想法,希望他們再一次向他表達忠心罷了。而接下來大臣杜如晦果真如他所願,講了這樣一番話:虞世基身為宰相,在該進言的時候卻保持沉默,他的確該死啊!

唐太宗自然十分贊成杜如晦的觀點:你說得對。君主必須有忠臣輔佐,才能夠自身平安,國家太平。隋煬帝不就是因為身邊沒有忠臣,看不到自己的過失,才使得罪惡和災禍愈來愈大而導致滅亡的嗎?如果國君行為不當,臣下又不盡職,只知道阿諛奉承,苟全性命,凡事只知道說好,那麼這樣的君主就是昏庸的君主,臣子就是阿諛的臣子。

君主昏庸,臣子阿諛,那麼距離國家的滅亡就為期不遠了。因此,唐太宗鼓勵臣下一定要盡到自己的責任,及時地指出並糾正他的過失,君臣之間切不可因為開誠布公,指出彼此的過錯而相互誤會和怨恨。

比起歷史上的昏君,唐太宗十分睿智,至少他看到了作為君王,反省與納諫的重要性。然而,封建制度本身存在先天性的弊端,就是世襲與排外,但若不是終身制與世襲制,賢者能人都有上升的機會,沒有誰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,那麼,反省與納諫也將成為必然。

說到底,人主與臣下的關係和諧與否,在封建社會,主要取決於前者而非後者。或者說如果政治制度不變,這樣的關係也不會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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